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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子街到示范区拉面经济粉丝经济背后的就业民生账辛龙

2022-06-30 10:52:49 辛龙    

从电子街到示范区,“拉面经济”“粉丝经济”背后的就业民生账

时光倒退70年,北京西北郊的中关村还是一个叫“中官屯”的村落。1951年11月,中科院在这片田野里开锹动土,建起被称为“原子能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在这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在此后共和国建设和改革的近70年历史进程中,“共和国科学第一楼”、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第一个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数不清的“第一”让中关村勇立潮头,引领着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而作为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也在这里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

一把未做成的椅子 造就第一代“中关村人”

1954年出生的王小兰是地道的北京人,15岁上山下乡,24岁参加高考,29岁成为一名杂志编辑。这样的人生轨迹让很多同龄人羡慕,但王小兰的骨子里却“不安分”。周而复始的生活反而激发了她的创新欲望。

在当年的办公室里,很多同事有午睡习惯,将椅子拼在一起凑合,这让王小兰陷入了思考。是否能设计一款既能坐着工作、又能躺下睡觉的椅子?说干就干,画图纸、找厂家……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民间发明成果找不到“出口”,光有好点子却找不到生产厂家。

1984年10月,王小兰和现任时代集团董事长彭伟民等人放弃了“铁饭碗”,在海淀区阜成路一家招待所里,成立了中国机械工程协会工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专门帮助有市场前景的发明转化为产品。经历了与市场的“硬碰硬”后,王小兰和彭伟民发现,企业还是需要建立自己的工厂,自主研发和创新,把高技术转化成产品生产,再销售出去。

1988年,彭伟民和王小兰成立了北京时代机电新技术公司。同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海淀中关村从此扛起了全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大旗,而时代公司也成为最早一批诞生于中关村的企业。虽然最后那把能坐能卧的椅子并没有生产出来,但这一创新想法却让王小兰成为了第一代“中关村人”。

从“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中关村是创业者的中关村。在这里,还出现了“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陈春先。1980年,陈春先告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的身份,成立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的这一举动,让科学的春风吹进了中关村,中关村大街西侧的小门脸逐渐成了电脑销售的“主战场”,中关村大街很快成了电子一条街,辐射中国北方地区,成为远近闻名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中关村涌现了大批创新企业家,包括柳传志、杨元庆、王文京、李彦宏、张朝阳等。而王小兰,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她的时代集团已经成为机器人、试验机、焊接设备等领域的高技术产业经济实体。中关村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从“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开发试验区”,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到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目前,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已超两万家,上市公司达300多家,“独角兽”企业占全国近一半,是全球仅次于硅谷的“独角兽”最密集地区。

此时的中关村,有几万家科技企业,他们的“大事小情”谁来管?王小兰认为,民营科技企业应当依靠社会组织,只有联合起来,打出“组合拳”,才能推动全面发展。自2004年开始,王小兰接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以一名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为众多民营科技企业排忧解难。她开玩笑地说:“逢会就讲中关村,我是中关村的民间代言人。”

对话总书记 为民营企业代言

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问题不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拥堵。1999年,中关村加快建设,其功能也由“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升格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的面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子一条街”不见了,海龙大厦、鼎好、e世界等电子商厦陆续拔地而起,带动了新一轮民营企业的聚集、电子产品的兴盛。

进入2010年,随着中关村科学城的启动建设,中关村又开始变样了。电子卖场陆续腾退或是实现业态升级,引入数万家科技型企业,中关村全新的时代大幕拉开,而对于中关村的民营企业来说,也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与全国60位民营企业家座谈。在中关村深耕30多年的王小兰成为10名发言企业家之一。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地倾听习总书记的讲话,也是第一次向习总书记做汇报。10位企业家代表每人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王小兰准备了1100字的发言稿,表达了当前市场环境下的问题、困境以及期盼,“习总书记平易近人,非常亲切,我不紧张,时间倒是有点儿紧张,如果发言时间再长点儿,我还能展开说更多。”

的确,面对中关村、面对中关村民营企业的发展,从中关村起家的王小兰感觉到强烈的使命感。“随着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应该做什么?”身处新时代,王小兰认为,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既要托起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任,还要心无旁骛地托起新经济、新技术、硬科技创新如何落地的重任。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要开放创新,要多做对全世界、全人类有贡献的事。

大事记

1988年5月

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成立。

1999年6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提出中关村要用10年左右时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中关村的功能由“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升格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科技创新实验基地、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基地”。

2009年3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同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同意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批复》,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带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整体发展。

2014年2月

北京被中央赋予新的定位——全国科技创新中心。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海淀区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被赋予新的战略职责。

2017年9月

北京出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其中明确,要高水平建设“三城一区”,打造北京经济发展新高地。

目前,我国有9亿劳动力大军,今年应届高校和中职毕业生有1300多万人,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有1500万人左右、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300万人左右,就业压力始终不减。就业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住房上学。近日,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拉面经济”、“粉丝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越来越多的新名词出现在了执法检查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环节。新业态带来什么就业新机遇,又带来哪些新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又是如何献计支招,保障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拉面经济”:解决“双难”老麻烦的案例启示

结构性就业矛盾显现,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是困扰招工就业领域多年的老问题了。而遍布各大城市街头巷尾的兰州拉面馆,或许能为解决这一老麻烦提供有益借鉴。

执法检查报告指出,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优化调整的阵痛凸显,“人岗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正日益上升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2018年,技能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2%,技工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另一方面,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和转岗矛盾突出,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传统行业低端就业岗位不断减少,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劳动者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涉及企业职工就业难度增大。同时,低端岗位市场用工条件与劳动者期望值不符,难以满足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的期待,吸引力不够,导致“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并存。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不到2亿,2.88亿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超过70%,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只有30%左右,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人才缺口将达2200万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恒表示,职业教育和培训尚未满足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是影响国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大力推进制造强国进程中的顽症。

这样的顽症,小小一碗拉面如何推动解决?在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组赴甘肃执法检查时,甘肃将“兰州拉面经济”与精准脱贫融合的做法给检查组留下深刻印象。通过免费培训学员、奖励补贴企业、推动贫困人口就业的模式,甘肃逐步走出了一条借助兰州拉面脱贫的路子。据了解,目前在中国3000多个城市,共有5万多家兰州拉面馆,带动60万人就业。如今甘肃每年培训10万名拉面从业人员,不断助推兰州拉面扩展市场。

对此,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解决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突出矛盾,须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把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支持地方紧跟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建立适应就业形势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开展特色培训。鼓励基层政府整合市场需求和培训资源,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培训,改进提高培训水平和效率。

“粉丝经济”:凸显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新问题

淘宝平台上1000多万家店铺,奔走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活跃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的网络主播……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灵活就业、兼职等新就业模式日渐增多,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日益壮大。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到2020年分享经济从业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

新业态、新职业的出现,往往带来新机遇,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积极研究,认真应对。当很多人对架构在明星、偶像等被关注者和粉丝关系之上进行经营性创收的“粉丝经济”还很陌生的时候,这个名词已经被写进了就业促进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报告指出,目前针对“粉丝经济”这样的灵活就业统计监测存在盲区,相关数据还不掌握。从执法检查看,由于适应新业态能力不足,有的对新就业形态规范不当,导致就业活力和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

报告进一步指出,新业态在扩大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稳定性不足、灵活用工政策滞后等新问题。通过直播、短视频、社交软件等进行商业活动人员、网约车司机等是否属于现行法律调整范围尚无明确界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相应的就业管理服务、用工制度和社保政策等还有很大完善空间。

与此同时,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已经开始替代部分劳动特别是简单重复劳动,使得短期内就业岗位减少。科技进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从而带动新的生产和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5G将促进物联网、智慧城市、远程医疗、VR等走进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推动产业升级,为未来扩大就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但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针对这些新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加快完善劳动法律体系,探索把新业态下用工关系纳入劳动关系范围统筹考虑,适时健全完善现有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对平台经济中就业者劳动关系的确立、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等内容。研究制定适用灵活用工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就业管理服务、用工制度、社保政策等方面多渠道支持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提高新就业形态群体社会保障水平。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新业态行业工会,做好新业态就业群体的维权和服务工作,积极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就业择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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